1988年，郭台铭正式进军大陆，在深圳立了广东深圳富士康精密组件厂，专门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。

早期进入大陆的台商，均以制造业为主，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。这种产业在人口相对较少且工资较高的台湾，并没有大规模发展的土壤，反而是大陆人多、地价便宜，有人口红利。

这可称得上是台湾富商大佬利用其资本优势，在大陆生根、发达、获利的一个常规路径。

富士康几次转移阵地，包括从台湾转向广东，从广东转向河南，都是由低劳动成本和人口规模所驱动。富士康带来投资，带来就业机会，相关省市也投桃报李，回报给其高速成长政策和资源空间。

郭台铭曾直言，百分之九十的财富都来自于大陆。

与此同时，富士康的发展也基本符合郭台铭的发展判断，富士康不仅带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工作计划，也带来了不少技术，甚至培育出了立讯精密这样的强劲对手。

但在真正准备开始融合发展的时候，富士康却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。

最明显的变化就是，大陆的劳动力红利窗口期已然关闭。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，更加追求自由和随性的年轻人“宁可去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”，富士康的就业岗位不再是“香饽饽”。

这直接造成富士康劳动力成本日益高企。2017年富士康股份的直接人工成本就已经达到了165.62亿元，这一金额甚至超出了当年的净利润。

另外，富士康的主营业务行业增长也出现了乏力。长期以来，作为长期服务苹果的最重要的果链企业之一，手机等电子产品代加工一直是富士康最重要的主营业务之一。但是随着该市场整体规模已经达到一定量级，再次出现规模增长已经很难实现。

比如以智能手机为例，2016年以来，全球手机出货量持续下行，且回暖迹象不明朗，仅有苹果公司业务长期繁荣。所以，对手机等电子产品代工产业来讲，当前市场已经进入明确的存量博弈阶段，能给富士康带来的增量潜力不大。

长期专注代工业务的富士康，其盈利能力难以大幅进步。根据当初工业富联招股书数据显示，2015至2017年，富士康股份归母净利润为143.50 亿元、143.66 亿元和158.68 亿元，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.16%，净利率在5%左右徘徊。

其2017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仅约为10.14%，其中通信网络设备业务、云服务设备业务分别占公司收入的60.5%、33.96%，毛利率分别仅为13.65%、4.65%。这些数字甚至远不如师出富士康的立讯精密——这家公司主做更加精细的加工业务，毛利率常年20%左右。

就这样，靠着榨干劳动力价值挣“小钱”的富士康，虽然规模做得一直很大，但是和国家所提倡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有些格格不入。

郭台铭对此也有所察觉。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时他就曾强调，邀请他来做演讲的时候，“别介绍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代工制造企业。”

于是，他希望通过在A股上市，招募资金进行智能化升级，以摆脱发展瓶颈。这也是其“工业富联”名字重要的由来。